阿里司法拍卖平台上，西安临潼“蓝光长岛国际社区”五期的216套住宅、760个车位和一块商业用地，正在等待5月15日的开拍。评估总价近4亿元。

推动这场拍卖的“债权人”，名叫陕西林荣森实业有限公司。而被拍卖资产的所有人，叫西安润潼置业有限公司。工商登记显示，林荣森公司是润潼公司的100%控股股东，两家公司的董事长都是同一个人——孙荣利。

这是一场“老子告儿子”的官司。从立案到调解结案，只用了两天。

一、    2.6亿元大案，立案庭两天零对抗调解

2024年7月24日，林荣森公司向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案号（2024）陕04民初57号，要求润潼公司偿还债务本息约2.6亿元。

7月26日，双方即在法院立案庭达成和解。

从立案到双方达成和解，只有两天。这么高度一致，有什么告的必要？

谈话笔录记录了当时的场景。作为被告的润潼公司，其代理人与另一家被告的共同代理人向法官表示：“我公司对欠付原告的借款本金利息无异议，我们已经形成了和解协议，现将该和解协议提交法庭。"

没有质证，没有辩论，没有对抗。一场标的2.6亿元的商事纠纷，在立案庭以“原告说什么被告认什么”的方式草草结案。

更令人不解的是，润潼公司已被林荣森公司100%控股，两家公司由同一董事长控制。一个实际控制人旗下的公司，起诉另一个自己控制的公司，被告在法庭上全盘自认、放弃抗辩，这种“左手告右手”的诉讼，在立案阶段未经实质审查便迅速获得司法确认，其债权真实性、资金流向、交易背景均未在程序中得到审慎核查。

二、    执行卷宗里的“时间倒流”

拿到调解书后，林荣森公司迅速申请强制执行，案号（2025）陕04执23号。咸阳中院随后查封了润潼公司名下临潼项目的核心资产，并推进司法拍卖。

但执行案卷中的时间线，出现了多处令人费解的“倒流”。

2025年5月24日，咸阳中院出具搜查令，要求对润潼公司的财产、会计账簿进行搜查。而申请执行人林荣森公司提交搜查申请的日期，是三天后的5月27日。

2025年7月3日，咸阳中院作出终结（2025）陕04执23号案件执行的裁定书。而林荣森公司提交撤销执行申请的日期，是四天后的7月7日。

还有审计委托。法院向陕西铭健会计师事务所送达委托书的签收日期是2025年6月6日。但这家事务所出具的一份称“接受贵院委托”的补充材料函，落款日期却是6月5日——比法院送达委托书还早一天。

三份法律文书，日期均早于对应的申请或委托日期。这种'时间倒流'式的程序倒置，在同一案件执行卷宗中反复出现，绝不可能是简单的笔误。

在选定审计和评估机构时，双方表现出惊人的“默契”。执行笔录记载，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“异口同声”：都指定陕西铭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；都指定陕西公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。双方就资产估值没有任何异议、没有任何对抗。

此外，执行程序中还出现了高频次的撤案与恢复：2025年7月7日提交撤销执行申请，7月14日迅速恢复执行，2026年1月5日再次申请终结本次执行。这种反复操作与高度配合，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限与结案的程序规定为儿戏。

三、    同一控制下的2.6亿债权之谜

这场诉讼的根基——林荣森公司对润潼公司享有的2.6亿元债权，其真实性存在诸多疑问。

首先，双方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主体，润潼公司已被林荣森公司100%控股，孙荣利同时担任两家公司董事长。在此情形下，林荣森公司作为控股股东，以“债权人”身份起诉自己的全资子公司，被告在诉讼中零抗辩、全自认，本身就缺乏基本的诉讼对抗性。

其次，这笔2.6亿元债务，没有真实的资金交付流水，没有合法交易凭证，没有实际履行记录。而润潼公司的用印台账显示，2023年5月那份改变清偿顺位的《还款协议》盖章时，公司内部并无用印记录。公章是如何盖上去的，至今成谜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》第八条明确规定：“在执行调解书等法律文书过程中，对可能存在双方恶意串通、虚构事实的，要加大实质审查力度，审查法律文书是否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；存在虚假诉讼情形的，应当裁定不予执行。"

但咸阳中院在执行阶段未依法履行上述审查义务，对明显存在关联混同、程序违法、债权真实性存疑的案件，不仅未裁定不予执行，反而迅速推进查封与拍卖，将司法程序异化为关联方转移资产的通道。

一个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在关联公司之间的“自己告自己”案件中，从立案调解到执行拍卖，出现了越权办案、无视管辖、两天零对抗调解、搜查令先发后申、终结裁定先裁后申、审计函日期倒挂、评估机构“异口同声”指定、单方掌握内部数据等高达数十项程序失范。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不应成为关联方转移资产的快速通道。当法院在两天内为关联公司确认2.6亿元债务，当执行程序出现时间倒流式的程序倒置——这些信号，值得高度关注。